成绩难掩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硬伤

作者：霍艳

在当下的时代，劳动者的实干精神似乎有更多得到强调的必要。他们实干奋进的形象也越来越多出现在新时代文学作品里。

新中国成立前，劳动者常以被损害、受压迫的形象在文学作品里出现，《骆驼祥子》里的祥子一步步走向堕落，《祝福》里的祥林嫂勤劳善良却被剥夺了劳动资格。新中国成立后，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工人、农民等普通劳动者开始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如《创业史》《乘风破浪》《百炼成钢》塑造了一批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劳动典型，《三里湾》围绕着农业合作社的工作描写了不同劳动者间的复杂纠葛。这些作品充满了对劳动的高度肯定，使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和尊严得到确定，展现出社会主义新人蓬勃的精神状态。与此同时，文学工作者也通过深入生活，积极投身劳动实践，与群众相结合，完成自我改造。

但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发展，传统的劳动方式、伦理道德与追求现代化的新历史语境发生碰撞。在文学作品里，出现了这么两类作品：一种是描写农村小生产者们遭遇的困境，他们辛勤的劳动不再能保障美好生活的实现。年轻一代劳动者开始感受到市场逻辑和传统伦理的冲突。另一种是从写工人变成写厂长，描写他们在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政治阻力和情感冲突，他们的劳动形式是管理而非生产。与之相对的工人却出现了消极懒散的状态，暴露出精神层面的危机。

90年代，伴随产业结构调整，城乡发展愈发不均衡，农村劳动者向城市流动变成打工者，城市里的一些职工面临下岗等严峻问题。劳动者的权益没能得到很好的保障，使得劳动者在媒体上常以弱势、底层的形象出现，造成刻板印象。市面上出现了《佛山文艺》《外来工》这样聚焦于打工生活的通俗文艺刊物，提供给打工者自我表达的平台，为他们在流动中的诸种不适应提供心灵抚慰。他们的书写中，也显现出想成为城市人、过上现代化生活的渴望。后来伴随都市情感、时尚类杂志的兴起，一些打工文艺刊物开始向小资趣味转型，打工作家或放弃写作或转向纯文学领域。

到了世纪之交，消费主义浪潮席卷，很多人开始以消费而不是以工作、职业定义身份。消费者取代劳动者的形象出现，文学从表现劳动工作变成表现日常生活。文学里的劳动形态也发生变化，格子间里的职场取代了机器轰鸣的工厂，劳动生产变成职场斗争。脑力劳动者成为职场文学聚焦的主体。与此同时，体力劳动者变成了“打工文学”“底层文学”里被资本压榨的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这种高效率却孤独的原子化工作方式，使得原本劳动者之间因频繁接触而产生的关系、情感逐渐减弱，变成理性的利益计算。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人开始从有意识、有意义的行动主体变成了不思想、无感受的生产机器。在一些人看来，自己的劳动失去了创造性，复杂的生命世界亦被忽视。年轻一代如果无法从劳动中获得自我价值的肯定，就会对所从事的事业缺乏归属感、认同感，认为工作“毫无意义”，戏谑地把自己称为“打工人”“搬砖人”，既而转向娱乐消费。当然，竞争的压力也会让大家进入大规模的“内卷”。

在一段时间里，“劳动者”形象在文学作品里呈现式微的状态，是源于在一个不断现代化的社会里，“劳动”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形态，被很多人理解为单调重复的体力劳动和单纯的物质生产，没被赋予新的内容和意义，没能反映新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关系；过去以政治共同体面貌出现的劳动者逐渐变成原子式的个人，重复机械的劳动使其痛苦，他们暴露出的精神上的危机也一直没能得到解决。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纯文学不断强调个体、深挖心灵世界，使得作为集体概念的工农阶层和劳动场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底层文学”以资本对人的异化为批判对象，但缺乏对劳动创造性和技能、力量美感的正面描写。作家则变得越来越职业化、专业化，身和心都与劳动实践相脱离。

这个问题在新时代十年有所改变。这其中的原因：一是国家不断完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制度、健全劳动法律体系、建构新的劳动评价标准，提高人们生产积极性，构建更为和谐的劳动关系；二是出现了新的职业和劳动形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关系、价值观念，反映了劳动与日常生活相融合的趋势和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更具时代特色，也为文学叙事注入了新的经验；三是新时代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将反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表现主题，这其中劳动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根本的力量，劳动精神是最强大的精神动力，这些是文学创作永恒的源泉。同时伴随媒介发展，劳动者也通过各种方式自我表达并被看见。

非虚构最初兴起就以劳动者和劳动生活为表现对象，如梁鸿“梁庄”系列、吕途“中国新工人”系列。当下非虚构常以职业为切入点，勾连各种社会关系，折射当代中国人丰富的生活。可以说中国的职业变迁史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发展史，传统职业不断进行细分、升级，新兴职业形式灵活多样，难以再进行脑力、体力劳动的简单区分，它们一起支撑了中国社会的平稳运转。2019年“人间工作室”开启了“寻业中国”征文，将不同职业的劳动者作为主角，结集出版《在工作中，看到中国》。其中记录了22种职业，既有开锁匠、风电工程师、杂技演员这些经历了行业兴衰变化的坚守者，也有app内容审核员、外卖员、黄金分析师等新兴职业，还有大量基层工作者，他们平实的讲述既丰富了时代面向，也使人重新反思“工作”之于生活的意义。

纯文学致力于弘扬劳动者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赵德发的《经山海》、欧阳黔森的《看万山红遍》等作品反映劳动者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伟大事业里所发挥的作用。陈彦的《装台》、李娟的《冬牧场》表现劳动者在平凡生活里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葛亮的“匠传”系列描摹精妙的劳动技能，传承亘古不变的“匠人精神”。这些作品发挥纯文学的优势，着力刻画劳动者的心灵世界，展现劳动的力与美，重新凸显劳动在追求美好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塑造的人物既能在劳动中显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和创造潜能，也能通过劳动认识自我、把握世界。广大文学工作者也努力投身深入生活的实践，积极扎根人民。

网络文学则凸显劳动者的创造性，诞生了一批塑造时代新人的优秀作品，既涉及警察、医生、消防员等维系日常生活的普通劳动者，也着力书写一批行业领军人物，他们共同特点是有清晰的主体性、能动的创造性和一些传奇色彩，通过锐意进取、艰苦奋斗改变环境，劳动的过程也是主体自我觉醒的过程。例如，《大江东去》塑造了三个典型人物，分别代表着改革开放时期的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私营经济的劳动者形象。《重卡雄风》里锐意创新的年轻改革者和兢兢业业的前辈工人以大公无私的精神和对技术的执着追求，将重型卡车的中国制造变为中国智造。网络文学中不乏女性劳动者身影，她们在边疆成立女子采油队，开荒办厂，以坚硬强悍的面貌打破人们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还有以“一带一路”、援非建设为背景的网络文学，展现了在国际上奋斗的中国劳动者的形象。被大英图书馆收录的《大国重工》《大医凌然》也向国际展现了中国劳动者昂扬的精神风貌。对于劳动者的塑造和对不同行业、职业发展状况的呈现，使网络文学摆脱过去娱乐化、猎奇化的倾向，不断探索现实主义创作的广阔道路。

中国有大量的文学爱好者和深厚的群众文艺创作基础，随着媒介发展，劳动者可以借助文学创作进行自我表达。“皮村文学小组”就是这样一个由劳动者组成的群体，他们闲暇时间聚在一起讨论文学，不定期出版刊物，尽管文学基础薄弱、缺乏专业写作训练，但他们丰富的生活经验、真挚的情感、蓬勃的生命力、善于应变的劳动智慧，依然带给人们全新的文学视角。他们的作品集《劳动者的星辰》，以丰富的故事承载了这个时代丰富的细节。“皮村文学小组”的指导老师张慧瑜对这些“学生写作”评价很高，他认为工友们的写作“最不功利”，“离精神性最近”，他们不指望能发表，“写出来就很幸福”。同时，这些创作“给当代文学注入了新的力量”，使文学从对繁复技巧的追求回归对真挚情感的抒发，重返文学作为心灵家园的起点。更令人触动的是“工人们面对命运不卑不亢，大悲大喜都能坦然面对”，使得他们的作品不沉湎于过度抒情和自我关注。一批高校教师、作家也会为他们进行授课、点评，在与工友的接触中，青年知识分子不再扮演高高在上的导师，而是俯下身来向劳动者学习。张慧瑜就鼓励自己的学生通过非虚构观察记录劳动者的生活，一些媒体人、学者也主动体验外卖骑手的工作，去挖掘科技、算法背后被遮蔽的情感世界。

文学是作家表现劳动者和劳动者自我展现的很好方式。自古以来文学作品就以劳动场景和劳动智慧为素材，如今它以更多元的表现形式和更便捷的生产方式，鼓励劳动者自我书写。“文学”本身就是扎根于新时代的一种创造性劳动，它不只是一个摆放在书架的名词，还是一个动词，一种行动方式、思考方式。文学有能力参与到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来，照亮劳动者前行的脚步，通过对劳动精神的弘扬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注入能量。

中国形象就是劳动者的形象，中国故事就是劳动者勤劳勇敢的故事，中国精神就是劳动者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国梦要靠劳动者的埋头苦干、担当作为来实现。只有看到他们，才能看到中国。在一个叫嚷着“躺平”的年代，新时代文学工作者有必要重新弘扬劳动者的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书写出他们的荣光，关怀他们的情感世界，也在文艺创作的劳动过程中不断校正自己的视野，细心观察时代变化，生成新的自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