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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酷嗜丹青，上行下效，宣和一朝臣工诸王，不乏善绘事者。有言宋钦宗亦工丹青之术，父子熏习，势所当然，人皆不以为忤。但翻检文献，所谓宋钦宗工绘事，证据仅有南宋赵彦卫所传之《十八学士图》一种而已，而此画实为伪作。

关于宋钦宗《十八学士图》，文献记载凡有两种，今皆已佚，一是钦宗仅题十八学士姓名的豫章本，二是钦宗绘图并题赞、序、姓名的天台本。绍兴六年（1136年），李纲在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任上，于属官许忻处得见此图，遂为之作序、颂，并勒石，是为豫章本。李纲《渊圣皇帝题十八学士颂并序》云：“《唐天策府十八学士》，阎立本画像，褚亮赞，渊圣皇帝题其姓名，以赐太子詹事李诗。”可知宋钦宗于此本仅题写十八学士姓名而已，而此画是否为阎立本原画，则已不可考。序中所言李诗（？—1125年）是宋钦宗的东宫属僚，从钦宗十一岁开始辅佐东宫，与耿南仲并为钦宗亲信。许忻是李诗的女婿，故得以继承赐画。

李诗任太子詹事是在政和八间至宣和七年间（1117年—1125年），赐画即发生在这一时期。赐画并非普通的宠赐行为，而具有一定的政治含义，因为这一时期对宋钦宗来说并不平静。宋钦宗于政和五年（1114年）被立为太子，但地位并不巩固，宋徽宗宠爱三子郓王赵楷，颇有废立之意。如蔡絛《铁围山丛谈》云：“政和间，东宫颇不安，其后日益甚。”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云：“渊圣在东宫，当宣和季年，频不得安，王黼欲摇动者屡矣。南仲为东宫官，计无所出，则归依右丞相李邦彦。邦彦其时被遇方宠，又为后日之计，每因王黼谗害浸润，则必委曲覆获，谓太子无失德，国本不可摇。上皇亦悟其言，东宫卒得不动。”也就是说，风雨飘摇之时，正是在耿南仲和李诗的努力下，宋钦宗才得以保住自己的太子之位。宋钦宗赐《十八学士图》于李诗，目的是勉励李诗仿效十八学士辅佐李世民，助保太子之位，君臣勠力，共创洪业。

天台本始见于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

我渊圣皇帝居东宫日，亲洒宸翰，画唐十八学士并书姓名、序、赞以赐宫僚张公叔夜。靖康初，张以南道总管自邓领兵勤王京师，拜枢密。以不肯推戴异姓，取过军前，饮恨而薨。长子慈甫从行。慈甫阁中携画南来，诸叔屡取之，不与。有以势力来图者，慈甫令人以赝本遗之，今豫章刻是也。丞相李公伯纪为之颂、序，以为阎立本画，褚亮赞，而御书十八人姓名。画既不精，而赞中字亦有故与改之者，李初不考也。后虏人请和，慈甫来取其室人，有旨还之。先妣乃枢密公之侄，而枢密夫人亦先人诸姑，先人在枢密勤王幕中经理。诸孤南来，慈甫之阁留宸翰付先君以行。庆元五年，余为天台倅，尝以宸翰刻诸台倅公廨，并载其事。丞相京公得其本，答书云：“乡里所刻为赝本无疑矣。”

与豫章本不同，天台本宋钦宗不但题写十八学士姓名，而且亲自绘画，书赞、序。据赵彦卫所言，天台本原画为张叔夜（1065年—1127年）旧藏，是张担任东宫属官时由宋钦宗亲赐予他的。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破东京，掳二帝，张叔夜与长子伯奋、二子仲熊随行，画由仲熊妻携至南方。张仲熊即字“慈甫”者，后来投降金国，官至光禄寺丞。绍兴十三年（1143年）宋金议和后，张仲熊请求南宋政府将滞留南方的妻子送至北方，得到允准。仲熊妻临走之前，将画送予赵彦卫父亲赵公泉。庆元五年（1199年），赵彦卫任天台县丞，将此画以太湖石刻于县衙，故称天台本。

《十八学士图》刻成以后，赵彦卫曾将拓本广送显宦名士，不止丞相京镗一人已。如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七有《题钦庙主器时所作登瀛图》，楼钥《攻媿集》卷六十九有《恭题钦宗御画十八学士图》，皆言画为宋钦宗为太子时亲绘，为天台本无疑。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云：“御制《唐十八学士图赞》一卷，右钦宗皇帝御书赐张叔夜。”指的也是天台本。后来如夏文彦《图绘宝鉴》、王士祯《居易录》言宋钦宗工绘事，根据的也是天台本的记录。

但是，赵彦卫关于此画来历的记载颇为离奇，有多处明显的漏洞。第一，赵彦卫说其母为张叔夜侄女，张叔夜夫人是他的姑婆，其父赵公泉曾在张叔夜帐下谋事，两家关系如此亲密，赵彦卫应该对张氏一家情况了若指掌。但他却连张仲熊的排行都搞错了，仲熊是张叔夜次子，而非长子。第二，如果确如赵氏所说，豫章本是根据天台本复制的赝本，二者内容应该高度相似，但按照李纲、赵彦卫的描述，二者却差别甚大，譬如，天台本有宋钦宗所书序，豫章本无；天台本画、赞、姓名皆署宋钦宗，而豫章本画署阎立本，赞署褚亮，仅姓名署宋钦宗。赵彦卫认为是李纲考证不谨所致，但李纲非无识之人，而且他对宋钦宗的笔墨非常熟悉，不大可能粗疏至是。第三，赵彦卫称豫章本的所有者“以势力来图”，但据李纲所言，豫章本原画藏者为许忻，李纲见到画的时候，许的官职是左从事郎兼江西制置大使司干办公事，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有“势力”者。第四，张叔夜确实当过宋钦宗的属官，据《靖康要录》卷一记载，政和二年四月，宋钦宗尚未被立为太子，为定王，张叔夜授记室，但数月即去职。当时，钦宗年仅十二岁，即使天赋异禀，也不可能完成《十八学士图》这样的长卷大作。

当然，我们可以说赵彦卫记错了宋钦宗赐画的时间，但是，综合张叔夜和宋钦宗二人生平，两人之间都不可能发生赐画的行为。一般来说，赐画只有可能发生在张叔夜居留京城时期，而张一生居京城仅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任库部员外郎至右司员外郎期间，时间在大观三年（1109年）之前；第二个阶段是任左司员外郞至礼部侍郎期间，时间约为政和二年至宣和二年（1112年—1120年）。第三个阶段是靖康事变前后，张叔夜率兵勤王至京。第一个阶段,宋钦宗年纪尚幼，第三个阶段金兵围城，形势危如累卵，宋钦宗无暇亦无心题诗作画，所以，如果真有赐画行为，只能发生在第二阶段，这也正是宋钦宗东宫地位风雨飘摇的阶段。从宋钦宗为巩固地位采取的政治策略看，他不大可能有赐画予外臣的行为。面对宋徽宗可能的废立之举，宋钦宗一方面是通过耿南仲、李诗等近臣在李邦彦、蔡京等朝中权贵中活动，以争取获得他们的支持，另一方面是谨小慎微，远离政治，以免授人以柄。正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所云：“自以地偪而望崇，每不兢畏。讲读之暇，惟以髹器贮鱼而观之，他事一不关怀。”张叔夜这一阶段官位最高仅礼部侍郎，并无多大实权，且与蔡京等权贵不睦，冒着结交外臣、得罪权臣的双重风险去争取一个无足轻重官员的支持，显然，宋钦宗还不至于如此愚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赐给近臣李诗的画仅题写十八学姓名，而赐给外臣张叔夜的却是亲笔绘制并题姓名、赞、序，疏者重，亲者轻，这样的待遇也明显有背常理。

综上所述，豫章本源流清晰，人物事件与史实相符，李纲所述是真实可信的，是为真本；而赵彦卫关于天台本来历的记载疑点重重，与史实多有背离，画作当属伪造。

事实上，宋钦宗本人并不善绘事。《南宋馆阁续录》载南宋秘书省藏徽宗画作甚夥，凡御制画十四轴、一册，御题画三十一轴、一册，但钦宗仅御书三种，至于画，无论是御制，还是御题，一本亦无。与父亲广泛的爱好相比，宋钦宗的个人生活可谓乏味之极，如《宋史》云：“帝在东宫，不见失德。及其践祚，声技音乐，一无所好。”李纲《渊圣皇帝东宫赐詹事李诗御书跋尾》云：“平居无所嗜好，惟以文翰自娱，未尝暇逸。”上引《三朝北盟会编》亦云“惟以髹器贮鱼而观之，他事一不关怀”。也就是说，除了观鱼写字，宋钦宗并未表现出包括绘画在内的其他爱好。他给《十八学士图》题写姓名，更多是一种政治行为，并非对绘画本身感兴趣。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宋钦宗登基后，马上裁撤画院，遣散画工。这些行为，一方面是其个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政治考量，如前期不事绘画是守身自保，而裁撤画院则是试图与父亲切割反正，以求在国破家亡的危机面前挽回人心之举。

（作者：王晓均，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生、浙江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