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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重庆12月4日电 题：为何说中华文明的演进离不开“认同”？

——专访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二级教授李禹阶

中新社记者 钟旖

在世界文明史上，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具有显著的统一性、连续性等特征，并以独有的民族、国家、文化的“三位一体”认同模式建构了中华民族的深层价值理念，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演进道路。

在浩荡历史进程中，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进有何关联？民族、国家、文化“三位一体”的认同模式发挥着怎样的关键作用？在世界大变局中，中华文明又有何新挑战？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禹阶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历史变迁角度，如何认识华夏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演进？

李禹阶：首先我们要明确，“国家”与“民族”在概念上具有较大区别。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社会整合等功能，它的规范性与制度化特征十分鲜明。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在中国，民族的文化及心理特点十分突出，在内涵上比外显的国家制度化特点具有更多内在的、“软”性的思想意识上的特征，即民族成员表现在民族意识上的自觉认同以及这种文化、心理认同的深沉性、继承性和强大性。

在人类社会初期，民族认同主要凭借以血缘、宗亲等生物学因素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随着社会发展，民族在演进中逐步形成为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并且与地缘构成发生新的交叉和整合，形成一种社会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相互联系，又常常出现差异。

可是，在中华文明史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常常是空前一致的。例如春秋时期的内外交患，其时代主题交叉点的坐标为“尊王攘夷”，既鲜明地体现了时代政治与民族的大主题，也是华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向新时期转化的旗帜。从政治意义上说，“尊王”凸显了华夏政治国家的主权理念，以周天子的旗帜作为华夏政治共同体最高权力的象征，从而希望通过“尊王”而循守华夏政治国家的制度秩序。从民族意义看，“攘夷”则突出了华夏民族自觉的族别认知和自我认同意识。这些意识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逐渐构成华夏民族、国家一体化的文明特质。

秦统一中国以后，随着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确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更加呈现出一致性。同时，华夏民族在秦以前的多元一体格局仍继承下来，并且在民族融合与同化中，一方面不断扩大华夏民族队伍，使它成为当今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另一方面东亚大陆的地理生态环境和华夏民族先进文化，又不断吸附许多新的民族，形成新的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华夏民族正是在这种多元一体的转化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上一种特殊的民族现象。

中新社记者：中国朝代历经数千年，既有大一统也有分裂，为何“文明”始终保持持续发展的演进历程？

李禹阶：在中国古代，分与合、冲突与融合常常相伴而行。但是每一次冲突的结果，总是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民族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新调整，并导致更加强大、繁盛的统一国家和民族共同体的出现，使中华文明更加繁荣绚烂。

而由冲突向融合转化的必然性背后，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民族、国家意识中所积淀的深层文化价值理念，即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民族、国家认同的“三位一体”的一致性，没有自我封闭，而是表现出一种开放、兼容、内聚、礼义的形式与特点。

其一，从文化的开放性看，华夏民族的文化观念常常有着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巨大的互融性、包容性。例如在秦汉大一统时代，其关东、关中文化的汇集，长江、黄河流域楚、汉文化的交融，后至魏晋时期，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等，使古代中国文化呈现开放而繁荣的状态。只要承认华夏文化的道德观念、价值理念，就可被华夏文明所接纳，各种文明成果都可以交融、汇集其中。

其二，从种族、民族的兼容性看，从春秋到明清，华夏周边的许多不同族群、民族，通过生业、文化、婚姻等方面的融合，逐渐汇入华夏(汉)民族大家庭。尤其是魏晋、宋元、明清的几次大的民族冲突与融汇，加速了民族大融合的进程。大汉、盛唐之所以被人久久称颂，正是因为有着春秋战国、秦汉魏晋的民族融合、胡汉夹杂的基础。

其三，从国家对民族的安全性义务看，在华夏(汉)民族的意识中，作为主权的“中国”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华夏(汉)民族等的不可分割性也成为人们的共识。例如自秦、汉以来，北防、南征、西通域外就成为历代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军事、外交的要务。秦代修长城、汉武帝大规模出击匈奴等，均为国家安全性义务的表现。

世界历史上不乏一个民族长久地分为多个国家的情形，但是在中国，人们往往将国家作为民族的象征，以民族作为国家的基石，甚至将国家、民族的双重统一看作实现人生生命价值的崇高目标。民族危机即是国家危难，在民族与国家危难中，国家与民族之间的认同常会达成空前的一致，并成为人们愿为之赴汤蹈火的生命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与民族集体理性涉及方方面面的人物。即使是怀抱不平的韬晦之士，只要触及国家与民族这一主题，也会忧愤酣歌、视死如归。故每当民族危机来临时，人们往往将“救亡”(民族、文化)、“救国”(政治国家)联系起来，并将这种拯救民族危亡的期望寄托于国家，期望统治者能担负起救亡、救国的责任。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无数例子可以证明。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三位一体”认同模式的重要性？

李禹阶：我认为，它在构成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深层价值理念的同时，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特有情怀。

具体表现在，不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还是封建知识分子(包括农民阶级的代言人)，往往把民族与国家统一视为其政治、军事的天然使命和最高目标，甚至一些深受汉文化熏陶的少数民族君主亦将一统宇内作为毕生大业和目标。时至近代，在鸦片战争之后，面对民族、国家的危亡和近、现代化发展的任务，近代爱国志士积极探索民族和国家的复兴路径，他们在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深层价值理念支配下，创造性地提出了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统一的思想，并以此为核心构建新的中华民族国家，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多元一体的民族与国家在认同之间的张力，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所以，从历史上看，当日益腐朽的罗马帝国被四面八方涌入的“野蛮民族”所侵扰并阻断其国家、民族的文明发展进程时，中国则在民族与阶级矛盾的危境中生存自救。这说明，中国内部有着十分强大的自我调节和应付挑战的机制。而这种自我调节的基础，就是在中华文明统一性基石上建立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深层价值理念。

中新社记者：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文明的发展还将面临何种挑战？

李禹阶：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世界文明及经济秩序在进入新世纪时出现了诸多新问题。它表现为在一些非西方国家、民族在现代化与本土化的矛盾中显得无所适从，常常堕入文明失衡的陷阱，并由此产生文化的矛盾与文明的冲突。

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也面临着一个新、旧过渡的阶段，但中华文明固有的特征将促使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加速发展。这些特征表现为：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使中国人易于克服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不适；中华民族的兼容性使中国人易于跨越宗教与种族的沟壑；务实致用的入世精神使中国人普遍具有吃苦耐劳的品质；国家在文明大变局中具有强大的后盾作用；中华文明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能够产生出巨大的活力。

综合来看，前述特征使中华文明的底色在全球化进程中鲜明展现，在现代化与本土化的发展中相得益彰，而没有表现出彷徨、矛盾的群体社会心理，也没有出现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

人们有理由相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可根据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走上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并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崛起中展现出极大活力。(完)

受访者简介：

李禹阶，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先后担任重庆市社科联副主席、中国社会史学会(国家一级学会)副会长、中国历史学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社会史、人类学。代表性著作有《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政统与道统：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古代外戚政治》，主编有《中国经学史》《秦汉社会控制思想史》《重庆移民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