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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王巍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出土文物。

2000年，王巍率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团队前往德国参加考古交流活动。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负责人。

“中国考古是中国史学的组成部分，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历史为己任，目标是发现和构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仰韶村，因仰首即可见巍峨苍茫的韶山而得名，更因“仰韶文化”而声名远播。1921年10月，瑞典人安特生与中国学者袁复礼等人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仰韶村挖掘出大批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依据考古惯例，仰韶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它的出现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的结论。同时，仰韶村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

发端于仰韶，百余年的中国考古不断迎来重大发现，取得重大的成就。

中国的考古自身特点是什么，近十年中国考古又取得了哪些重大进步？未来中国考古发展趋势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负责人王巍。

中国考古与“文明标准”

对于中国考古的特点，王巍这样说道—尽管考古学源于西方，但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中国考古是大的历史学的组成部分，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历史为己任，目标是发现和构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时，中国有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的结合，使考古学和历史研究相得益彰。中国的考古发现有很多方面印证了考古和文献的记载，但同时也有一些是纠正了文献记载的谬误。

中国考古学必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能照搬外国经验模式。过去国际上的“文明标准”是具备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三要素”。研究发现，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这“三要素”，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图案也未被认可为文字。这说明“三要素”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是从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概括出来的。

依据研究，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文明标准”—包括生产力发展，手工业专业化，有社会分工，出现严重的阶级分化，出现“王”等标准，以及出现大的考古遗址，有都城，有高等级的建筑比如宫殿，有大型墓葬，墓葬当中有表明等级身份的礼器等等。具备了这些，就可以认为进入文明。

中华文明的特质

王巍介绍，通过考古发现可以看到中华文明至少具有三大特质：第一是连绵不断、持续发展—距今200万年以来有人类持续生活在中华大地上；距今万年左右出现南方水稻及北方粟黍；5000多年前，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早期文明时代的古国、邦国文明；之后进入夏商周的王国文明、秦汉以后的帝国文明，中华文明连绵不断持续发展。

第二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中华文明不断吸收和借鉴周围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并加以创新，从而始终充满活力，不断向前发展。例如以洛阳白马寺、敦煌石窟等为代表的佛教寺院和石窟遍布全国各地。代表着中国先民引入佛教，并以最快速度实现本土化，将其与源自本土的道教和儒教融合，使之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是百川归海、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史前各地区都有初期区域文明，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各区域间通过不断的相互交流、融合，最后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发展历史格局。

中国考古黄金十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和发展，可以说是中国考古的‘黄金十年’。”王巍这样说道。

这些年，中国考古采用的技术手段方法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发掘的遗址数量也随之激增。十年前，一年大概有三五百项发掘，现在每年是一千七八百项。与此同时，考古专业院校也有所增多，十年前全国设有考古专业的大学大概有四五十个，现在已经增加到一百多个，为考古行业储备了大量的人才。

同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项目持续开展，成果丰硕：史前考古（如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的挖掘）、历史考古（如汉文帝的霸陵的确认）取得重大成果；边疆考古更取得巨大进步—在新疆、西藏、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发现汉唐宋元明清时代都城遗址、烽燧遗址等，为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另一个变化就是中国考古开始“走出去”。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考古学者积极参与国际考古交流合作，共促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国考古学者频繁地走出国门，目前与20多个国家进行联合考古，为当地考古研究带来更多助力，成为国际考古界的重要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创办了第一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论坛每两年举办一次，评选前两年度的世界重大考古发现和重大研究成果。

考古是对历史的追问和探寻

王巍强调，考古是对历史的追问和探寻，串联起中华文明的版图。

对中华文明溯源的初衷，并非是要证明中华文明是不是世界第一，而是要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知古鉴今，我们只有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能更好地知道我们将去向何方。”

王巍说，从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由于各地的环境不同，产生的生业不同，生活习俗、信仰理念自然各不同，所以要求同存异，不能以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标准去评判其他国家和地区。“这是历史对我们的启示。”

而谈及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方向，王巍认为是科学化、国际化和大众化。

“如今我们已经把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轮廓勾勒出来，但还缺乏‘详细的描述’。比如，各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文明进程，但是为什么有些地区衰落了，而中原地区持续崛起；向东传的小麦种植和黄牛、绵羊养殖，青铜冶金术，向西传的粟和黍，具体是什么途径、路线、时代等要一一去探究，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考古科学的发展。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

同时，中国考古需要国际化，就需要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坚持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密切交流与合作，积极吸收借鉴国际考古学界的新成果，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世界考古学的发展。

中国考古还要不断推进大众化，让民众更多了解考古知识，参与到考古文物保护中，以更鲜活、更多样的形式展现传播中国考古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从而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让每一个中国人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宏大进程。 

（本报道图片由受访者提供）